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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正月，朝廷便命礼部左侍郎杨越为使，前往蜀地招抚叛军。

    燕思空与杨越相识于经筵之上，略有薄交，深知此人软弱怕事，平日只顾着捞银子，难堪大用。招抚是个苦差事，稍有不慎就会送命，还要协调朝廷与叛军之间的仇恨，非有过人之智，必作茧自缚，两边不讨好，实在是谁摊上谁倒霉。

    面对朝廷招安，大部分叛军一开始都会顺抚，并趁机狮子大开口，索要无度，朝廷若有余力满足其贪婪，早拿来赈灾了，就算真的给了银子，那么多张嘴要吃饭，吃没了，尝过甜头了，还要反，因而抚完剿，剿完抚，所谓常态。

    杨越出发前一日，与其有私交的都去府上为他践行，他神情悲壮，言今日一别，恐是最后一面，显然脑子还是清醒的。

    燕思空漠然地看着杨越，心想，这确实是最后一面了，从他授命的那一刻起，结局已经注定。

    正如燕思空所料，叛军首领鲍云勇大言不惭地提出要皇帝将他就地封王，享藩王世袭俸禄与封地，并张口就要二十万两银子抚恤部将。

    当杨越的奏折抵京后，昭武帝气得在早朝之上破口大骂杨越是个窝囊废，这样的谈判条件也有脸要他定夺，简直羞耻皇家威严，就要治杨越的罪。

    杨越人缘倒是不错，不少人替他说请，加之贼情紧急，此时办了杨越，再派人过去，又耽搁不少时日。最后，昭武帝着杨越戴罪立功，并从自己的内帑（读躺）中拿出了八万两银子，意思已是非常明确，这八万两能抚则抚，不能抚便剿，同时，朝廷已命洛阳整军两万，随时出征。

    杨越不负圣望，真的用皇上的私库银招安了近三万叛军。

    昭武帝很高兴，可颜子廉不客气地直言上谏，说这银子只是缓兵之计，叛军一定还会再反，须尽早下令洛阳平叛军出兵。

    此事在朝廷上引来一场旷日持久地口水战，颜子廉一派认为，起义军的特点是前期多拖家带口，三万军士加亲眷，少说十万张嘴要吃喝，八万两银子，至多俩月就花完了，到时必然还要反。

    谢忠仁一派认为，这只是颜子廉一己猜测，且再过俩月，春暖花开，大地复苏，百姓舍不下田亩，定会重回农耕，多半就不反了。两万军士，车马、兵甲、粮草，无一不需考量，日费千银，方可举兵，若叛军就此老实了，这银子岂不是打了水漂？

    俩派均是言之有理，一时难以压倒对方，昭武帝犹豫不决。

    燕思空心中早有打算，他料定叛军必复反。这场雪患将庄稼全都冻死了，耕牛也冻死大半，即便重回农耕，也要数月才有收获，这几个月难不成喝西北风？

    如若万一，叛军当真两月不反，他就派刺客杀了杨越，嫁祸叛军。

    昭武帝最终没有下令洛阳平叛军出征。其实谢忠仁的意思，未必真的就是谢忠仁的意思，皇权与宦权素来相映成彰，宦权之诞生，最初便是用来加强皇权以制衡相权的，只不过宦权过于肿胀时，皇权也要示微。因而无论此事究竟是不是谢忠仁的意思，这都是昭武帝的意思。

    颜子廉气得病倒了，他已近古稀，这一病，着实大伤元气。

    燕思空每日去颜府，在颜子廉卧前亲自侍奉，比亲儿子还要孝悌，其他门生自然也都来探望，但面皮比不得燕思空厚，没有驻守病榻。

    病中，颜子廉心情低落，说阉党挡道，朝纲解纽，他大志难图，心灰意冷，萌生了告老返乡的想法。

    燕思空便耐心劝慰，晓之大义。他心知颜子廉是因病多感伤，抱怨几句罢了，位极人臣尚能激流勇退、得休便休的，自古有几人？能落个好死已是善之善者矣，权利就像蛊毒，明知毒极要攻心，也是拿得起，放不下。

    再说，就算颜子廉当真有圣贤之胸襟，他也不敢致仕，他与谢忠仁斗了几十年，一旦放权，谢忠仁怎会不趁机清算。这俩人的结局，只有你死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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