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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货币史上，银比金更早地充当本位货币，但在货币稳定性方面，黄金远胜于白银，白银很容易贬值，16世纪以前的数百年内，西欧的物价除了由于战争或歉收等原因发生短时的波动外一直是稳定的，在新大陆发现后大量白银涌入欧洲造成通货膨胀。

    贵重金属输入欧洲，但是各项物资并未增加，加上人口增加，以致商品农产品产量不足，物价急剧上涨，尤其是粮食价格。

    受到严重损害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按传统方式收取定额货币地租的封建地主，他们的实际收入因货币贬值而减少，陷于贫困破产；另一部分人是城乡的雇佣工人，由于他们处于被雇用的地位，而国家为保护雇主的利益，一再颁布限制提高工资的法令，致使工资的增长幅度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幅度。

    在价格革命中获利最大的是商品生产的经营者，即手工工场主、资本主义农场主、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牧场的新贵族，还有缴纳定额货币地租的富裕佃农。他们既能够更廉价地购买劳动力，又有大量产品待价而沽。

    对英法等国家来说，价格革命还有另一个作用，即初步理顺了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时期的价格体系。因此，在英法等国内经济体系能够较顺利地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的国家里，价格革命有力地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对西班牙来说就比较复杂了，工商业中的资本主义虽然也有所滋长，但封建结构仍相当顽强。面对农产品的价格猛涨，封建贵族只是一味加强封建剥削，城市中的行会继续控制着手工业生产。这就造成西班牙国内工农业生产难以发展，所产粮食不足以养活本国居民，所产羊毛仍然大量输往尼德兰和意大利，工农业产品的价格更加高于英国、法国、尼德兰的同类产品，在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

    加之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推行称霸欧洲的政策，将巨额财富用于军事和政治活动；西班牙贵族为了追求奢侈生活，大肆挥霍，这都造成从美洲殖民地运回的金银很快就转到其他国家的供货者和债权人手中的局面。

    中国是一个缺少贵金属的国家，白银一直以来依赖日本进口，从1562年到江户时代这漫长的400多年时间里，位于日本岛根县大田市的石见银矿是日本乃至全世界最大的银矿。日本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产银国，以至于当时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产自日本，日本也因此被明朝人称呼为“银群岛”。

    在汉唐时期中国一直实行金本位，到了明清时期才开始银本位。

    黄金的数量在世界范围内都很匮乏，而欧洲源源不断输入中国的白银，使得中国白银货币相对充足。但有利也有弊，虽然当铺、钱庄、票行、银号等金融机构的发展，促进了明清经济的发展，但当时因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交替发生，从而导致经济动荡。然而由于中国不具有白银的开采权，实行银本位就迫使人们必须用大量实物去换取白银，由此引发的后果，是中国百姓辛苦赚来的财富逐渐流向了欧洲。

    海禁除了要防倭寇，还要防这些想开所有港口的欧洲商人，避免他们用银元把中国的物资给掠夺走。

    1876年因干旱导致德干高原农作物欠收，印度是一个季风国家，农作物的生产完全取决于夏季风到来的时间，夏季风来得早会导致洪涝，来的晚则会发生干旱。但是英国驻印度的殖民地政府经常出口粮食;在饥荒期间，总督监督向英国出口创纪录的640万吨重量的小麦，这削弱了印度南部丰富的食品和经济实力。

    总督为了纪念维多利亚女王的加冕举行了6万人的盛大宴会。

    粮食商品率是出售的商品粮数量与粮食总产量之比，其高低取决于一个地区内的人地关系，地广人稀的地方粮食商品率高，印度人多地也多，可是1876年那么高的粮食商品率是有问题的，而且印度的土地不只是种粮食，还要种其他经济作物，以前的印度统治者如果一出现饥荒，会迅速采取措施应对灾难。而英国人到来后，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过度开发印度的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结果。他们并不关心饥荒导致的严重破坏，唯一关心的是饥荒对税收造成的影响。

    首次饥荒发生于1770年，当时情况相当严重。这场大饥荒从1769开始到1773年结束，造成1000万人死亡，比二战屠杀的犹太人还多。

    1771年开始大规模的死亡时，东印度公司反而把税增加到60%用以弥补征税人口的减少。劳动人口减少导致产量降低，意味着税收下降。那些在饥荒中幸存下来的农民被迫支付双倍的税收，以确保英国财政部的收入不减少。

    在1873        到1874年的比哈尔邦饥荒中，通过从缅甸进口大米避免了严重死亡。然而孟加拉政府及其副州长理查德·坦普爵士被批评在慈善救济方面花费过多。

    对于1876年再次发生的任何超额指控，印度政府的饥荒专员不仅在粮食贸易方面放任自流，而且还在严格的救济资格标准在更多微薄的救济口粮。覆盖了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地区，估计有550万人丧生，饥荒最终覆盖面积67万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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