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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皮尔看来，政治本质上是行使道义，这一事实使他变得不同于威灵顿、梅尔本和帕麦斯顿。

    极端个人主义是为了达到个人或者小部分人的某些目的，而不惜一切后果采取极端手段的思想和行为。

    人是自私的，但是极端个人主义是绝对百害无一利。

    爱尔兰饥荒之后，出现了财政恐慌，从俄国和美国购买的谷物使得黄金大量外流。结果，在1847年出现了向银行挤提存款的浪潮。

    接任皮尔的首相约翰勋爵对财政一窍不通，他和阿尔伯特亲王找来皮尔，皮尔向他们两人解释了银行法的作用，这时宪章运动掀起了高潮，在伦敦肯辛顿康芒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在这关键时刻，内政大臣乔治·格雷爵士很沉着。威灵顿许诺许诺要给宪章派充分的潜逃机会。当局征召了17万警察，军队任然忠于政府。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英国的局势已经很糟了，对外发动战争能转移内部矛盾，两次战争相差时间二十年。当时的满清迟缓而鲁钝，如同一个大梦初醒的人，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应对策略，英国政府的反应也很迟缓，如果要修一个医院可能光决策就要审批7年，但是年轻的资产阶级不仅灵活并且还了解满清的情况，一如现在的华侨和黑帮，他们已经渗透进了英美的各个阶层里，不论是黑道还是白道，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会做生意并且非常有钱，在这个资本是最高权力的国家谁会忽视华人的意见？

    内斗每个国家都有，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崩盘就和大藏省与日本中央银行的内斗有关，现在和波莫娜吃饭的男人们聊的就是这个。

    三重野康想要对国内的经济进行改革，但是却有保守派的阻挠。

    大藏省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直到2000年期间存在的中央政府财政机关。明治维新时期的“先进思想”在20世纪已经非常落伍了，大藏省的官员还以为掌握利率就能掌握经济。

    日本中央银行的“日元王子”们想自立门户，不再继续受大藏省管辖，然而那不是那么轻易能做到的。

    广场协议不论是日本主动同意增加汇率还是美国人逼的，这都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行为，损害的是国内有出口贸易的企业，昔日喊着“尊王攘夷”，敢在京都进行暗杀的维新志士已经没有了，留下的只是一群屈服顺从的官僚而已。

    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大藏省曾经打算通过调整汇率来挽救国内经济，也就是让日元贬值，可是那个时候日元已经国际化了，英美不会坐视日本再次经济崛起，中国也趁着这个时候报一箭之仇，日本抛售多少日元出来，市场很快就消化了，大藏省不但没有让日元贬值，甚至还让日元升值，这样更加不利于国内经济了，那场“狙击战”就有伦敦华商的“通力协助”。

    要挑动外汇市场几十亿美金是远远不够的，不过积少成多后，就算是一滴水也会成为汪洋大海。

    日本中央银行和大藏省的角逐以中央银行胜出结束，大藏省最后解散了，中央银行获得独立，然而经历了大起大落后，普通的日本人已经没法承担那么大的风险，不再轻易消费和贷款投资了。

    不论之后的日本政府如何刺激消费，调整利率都起不了作用，毕竟大家要存钱为老了之后打算，只是有的时候在垃圾桶里还能找到成捆的现金，那是老人存起来的，可是他一个人死在房子里，几周后尸体发臭了才被人发现，来收尸的人根本不知道他的那些遗物里藏了安么多钱，就当垃圾处理掉了。

    三重野康和日本政府角逐的时候根本没有去关心普通平民是怎么想的，他最终实现了他的个人目标，却将普通民众的利益给牺牲了。

    他上任之初就是加息，并有意给大众留下泡沫是因为长期低利率造成的，泡沫造成了贫富不均，这让他获得了舆论上的支持。

    大藏省在他上任之前就加息了两次，再次加息简直就是自杀，于是大藏省限制了窗口指导，尤其是房地产贷款，并开始收房地产税，这加速了泡沫破裂，没有了房地产这个“印钞机”（派生货币），在1991年日本货币增速断崖式下跌，银行借出去的钱都成了收不回来的坏账。日本人一瞬间从习惯了花钱大手大脚到节衣缩食，这个落差实在太大了，很多人都受不了，自杀率攀升，大量青壮年死亡。

    这一部分人是日本经济的“引擎”，没有了他们，日本就要靠老人和小孩子来推动内需了，可是小孩子已经成了“平成废物”，老年人也没什么力气了。

    坏账如果多人一起还，那么还起来没那么吃力，坏账多，人口少，还起来更吃力。利率只是用钱的成本，没有贷款一切都是枉然，三重野康听从了大藏省的命令减息，但是基础货币发行权还在中央银行手里，危机发生时往往伴随着通货紧缩，连银行都没钱了，届时将引起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个时候解救的办法就是量化宽松，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

    但是三重野康没有那么干。

    结构性改革可能造成暂时的通缩，却能在之后换来一个更高效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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