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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欧洲中世纪城堡时代，坚固的城墙是不可或缺的存在，现存至今的欧洲古城堡遗址也是以石块居多，很少见到用泥土夯的城墙。

    泥土城墙在亚洲却不少见，尤其是在缺少石料的地区，除非像埃及人修建金字塔时那样不计成本，否则从远处运石材费用太贵了。

    这肯定会消耗人力物力和财力，不过没有城墙住在城里的人也没有安全感，但当时只有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等重要城市才会修建全石块城墙。

    巴黎的繁荣不断招来新的威胁，比如维京海盗，以及东方的异教徒，在过往菲利普·奥古斯特时期为了防御阿拉伯人法国需要扩充兵力，同时也需要加固城防，全部用石块不现实，当时的人们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将碎石、砖块掺在城墙里，外面敷上一层石材。它实际牢靠不牢靠没人知道，但至少看起来城墙是很坚固的，当时卢浮宫并不是展示艺术品的宫殿，而是城市防御体系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牧场、农田和菜园，保证城市被围时仍能保持食品供应。

    泥巴要是太稀，抹到墙上也糊不住砖块；砖块要是烧纸得不合格，一样无法建造坚固的城墙。

    拿破仑自己原本是意大利人，不过在他退位之后，被囚禁在厄尔巴岛上的时候在和英国的来访者们聊天的时候曾说意大利懒散孱弱，而法国人至少在拿破仑时代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谁都可以上前线，唯独维克多·雨果不可以，他要做只有维克多·雨果才能干的事。

    拿破仑已经在前线了，拿破仑·波拿巴身材瘦小，像一只穿靴子的猫，体格上比不了军团里的其他士兵，但士兵们愿意舍弃自己的性命保护拿破仑的安全。

    他在法国，尤其是法国军队里找到了归属感，这就像是爱情，单方面的付出是没有感觉的，要两个人一拍即合。女人让他失望，军队却没有，对待退伍军人他并没有把他们当成工具，他之所以被葬在荣军院也是因为他经常去探望那些住在荣军院里的士兵，而他的继子欧仁在他退位被囚后依旧在照顾老兵。

    他将自己的属性定义为军人，所以他了解军人，明白他们需要什么，拿破仑即位后开始大搞建设，其中包括修建防御用的城墙，这道城墙在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还起了作用，在1874年这道城墙不仅没有被拆毁，反而被加固了。一直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对现代化战争武器城墙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人们才将这道城墙部分拆毁，这道城墙不仅成了巴黎市区和郊区的最后分界线，同时也是古董旧货和穷人、流浪汉的集散地。

    穷就免不了小偷小摸，偷点东西卖钱，有钱人就不需要。但小偷和大盗的区别有时其实并没有那么明确，比如小偷胆子大了也可以偷卢浮宫的蒙娜丽莎，而大盗则时刻盘算着怎么收走穷人口袋里的几个字儿，即便他坐拥金山了，还要披着合法的外衣强取豪夺。

    奥斯曼时代的改建本质上和英国的圈地运动没什么区别，只不过英国圈地是在乡下占领大范围的土地，那些修高级公寓的建筑商和银行则是选取的巴黎最美的地段，一个重量一个重质罢了。

    房子大了之后每个房间就会有自己的功能，比如书房、会客室和卧室。圈地后的英国贵族房子可大了，还有衣帽间和游戏厅，而当时的巴黎人普遍只有一个卧室，兼具着书房、衣帽间、餐厅的功能，个别穷困的家庭还兼具着厨房和厕所，即便是高级公寓伦敦人也对巴黎拥挤的居住环境难以适应。

    虽然马尔福是伪装的纯血、伪装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但生活习惯上已经和古老的纯血家族没有区别了。马尔福家族在巴黎没有购买产业，他们在法国乡下的葡萄酒产区有酒庄。

    尽管在古罗马时期，如西塞罗这样的学者曾将盎格鲁撒克逊人和高卢人都归结为野蛮人，但这两个民族还是有区别的。

    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天生的赌徒，他们不考虑战败了会怎么办，而是本能想着“假如赢了呢？”。

    哪怕手里已经彻底没有筹码了，他们还是会接着赌，只是这时他们会撕破文明的伪装，什么阴险毒辣残忍至极的办法都会用，反正他们会死死咬住敌人，直到最后看谁先死。

    高卢人则天性傲慢，他们不从事农业生产，也瞧不起农民，崇尚武力。有些士兵在复原退伍后没有办法继续过以前那种乡村闭塞的生活，即便他们侥幸活过了瘟疫和战争，平民的生活也会将他们给打倒的。战死疆场或许还是个好归宿，至少不会流落街头。

    巴黎公社如果宣布成立城市共和国，就算“凡尔赛分子”不封锁道路，他们也无法从乡村和城郊获得补给，法兰西是不允许分裂的，饥饿会让一些头脑发热的人脑子清醒过来。

    雨果的日记里写道：一枚鸡蛋售价两法郎七十生丁，大象肉每磅四十法郎，一袋洋葱800法郎。修补罗汉馆所有被打碎的玻璃也不过七百法郎。

    会有人饿死，这就是战争。

    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被饿死的人，这就是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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