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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的伦敦大雾是季节性的，从秋末开始，冬季尤其严重，春季有所缓解，并不是有些记录里写的那样浓雾无时不在。

    同样这时的雾也不像后来那样令人窒息，那时的工厂排烟并没有后来那么严重。一场大火虽然几乎将伦敦烧毁了，却让人们能重新规划。然而随着金融城和西区员工的增长，穷人的房子被拆毁了，他们被迫搬到贫民区，或者住进因为过分拥挤而即将成为贫民区的地方。

    而郊区的一些地方，它们本来时想要吸引富人去住的，比如诺丁谷之类，可惜房地产开发商没有想到这片高档住宅区因为附近有猪舍和砖厂，富人不愿意去。于是这种建筑投资失败，房屋被分割成出租房租给穷人。

    在19世纪初，伦敦有十多个大型贫民区，这其中不包括日后赫赫有名的白教堂区，此时它还是个工厂林立的工业区，虽然它已经因为挤满了爱尔兰裔居民而有了败落的迹象。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里有一本书叫《七面钟之谜》，书中的某个情节里有一封信，信里提起了七面钟这个地方。它是确实存在的，并且还是伦敦有名的贫民区。

    那时人们心中已经将监狱和贫民窟等价了，监狱里住着犯罪的穷人，贫民窟里住着即将犯罪的穷人，甚至还有记者参观贫民窟和监狱，为中产阶级的读者们描述他们仿佛异世界的见闻。

    1800年伦敦监狱有19所，它们被高墙之外的人看作是伦敦一景，虽然监狱是身无分文的人待的地方，但待在负债人监狱只要肯付钱，基本设施和服务还是可以提供的，在舰队街监狱有钱人会住在一起。相比之下监狱的穷人区则关着最可悲和不幸的人，他们要通过乞讨来挣自己的口粮。

    这些人轮流站在格栅的后面，通过勉强能伸出一只手的“格子”晃动着碗、钱盒，悲惨得喊着“行行好，可怜可怜负债人吧”。

    英国人对本国的犯人都这样，怎么会善待法国的俘虏，除非拿破仑交钱，俘虏们的生活才会有改善。

    但有一点，那就是在监狱里工匠和生意人的生意照做，与墙外无异。有一些法国的能工巧匠会用兽骨雕刻精美的工艺品卖给狱卒，看守将它卖出去后，被俘虏的工匠就会有自己的单间和家具，还会有火炉和热水。

    英国是个很看重个人能力的地方，对能力出众的人非常崇拜，那么能打的战神拿破仑在英国还是有很多崇拜者的。

    至于同情心则是因人而异的，那么英俊的小威廉·皮特将教会孤儿院的孩子们视为“负担”。

    养孩子当然要花钱，他们能7、8岁自己去工厂干活养活自己，那确实能减轻父母和社会许多负担，就是他们长大了之后成样就不清楚了，可能就是那些站在监狱的栅栏后面，摇晃着钱盒的那些人吧。

    乔治安娜摇头，看了一下手里的地图，帕尔图位于波罗的海东岸的爱沙尼亚，它曾经被瑞典占领，后来被并入俄罗斯帝国，曾经是汉萨同盟的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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