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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卒”大多数都是看守犯人的，这个职业没有任何技术，却一样是个肥差，因为犯人的家属为了让犯人在监狱里好过一点，往往会“打点”，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俸禄外的额外收入。

    广州这样的偏远地区是不可能和BJ城里一样有仪仗队的，但那些胸口有“兵”字的士兵还是尽量将仪仗摆得很恢弘整齐，而一些胸口没有字的军官则带领着“勇”在围观的人群周围维持秩序，这些围观者也是来上香的，单从外貌来看，你无法区别他们是普通居民还是谋反的人。

    监察御史“纸鸢”也没有参与祭祀活动，他也在看那些看热闹的人群。

    乾隆三十三年的时候，湖北曾经发生过一次谋反案，当时有个叫孙大有的和尚，因自幼家贫出家为僧，和明太祖朱元璋的境遇差不多。叫魂案发生后不久，又或者是他忽然灵感爆发了，觉得是起事的好时机，在游荡化缘时自称是大明天子后人，本名朱童邵，于荆门聚众谋反，制作兵器旗帜与清兵交战。

    当时的湖北巡抚就是西林觉罗·鄂宝，如果说鄂宁上奏请乾隆收兵，不要继续攻打缅甸是因为战况惨烈，避免满清投入太多，伤了国本，那么鄂宝镇压叛乱就是完全的能力不够，乾隆先后派了两个御史代替他镇压叛乱、缉拿首犯孙大有。

    不会有人想当“无能废物”，但阿斯哈的脸皮够厚，乾隆骂他是个“至蠢”的蠢材，他也能上奏折承认自己就是个蠢货。

    这也是“为官之道”，阿斯哈如此应对倒没有丢官，可以继续抓海印和尚。当时正值乡试，阿斯哈一个通过满文科举中举的满族官员给汉族生员做考官，就这样还不专心，怀里还捧着笔墨，随时准备就叫魂案上报。

    鄂宝和接替他指挥的监察御史就没他那么走运了，可以在考棚里坐着躲过炎炎夏日。

    他们又要抓“朱童邵”的同党，还要抓叫魂案的妖党，忙得不可开交。当时几乎全省都戒严了，传说苍蝇也插翅难逃。

    然而到了8月24日那天，浙江富阳县典吏在盘查一家饭店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这位客人有一柄扇子，上书“仆有无价之珍，非有大福量大因缘者不能承受”的字样。

    这是算命先生的常用伎俩，不论他有多少本事，先把“世外高人”的架子给摆起来。要是放在平日可能还有那么一两个人想碰碰运气，看看自己是不是有那个“福量”，但此时此刻非彼时彼刻，典吏拿住了这位“高人”，并且搜查了他的行李。

    江湖骗子么，谁会用真名？这位算命先生自称姓于，但他的船票上写的“孙客”，典吏顿时疑心就起了，这莫不是那么好运，被他撞见了“大明天子”孙大有了吧？

    接着典吏又找到了一本书，其中一部诗稿上写着“断缰脱锁入行舟，客路也知成罪放”，好像是逃犯的抒怀之句。典吏又问“孙客”何方人士，答曰荆门，然后“在世刘伯温”就被请去了知府大牢。

    还没过堂呢，“高人”就招供了，他即不姓于，也不姓孙，更与孙大有没有任何瓜葛，他姓王，是一位秀才，像他这种有功名在身的人是不能刑讯的！

    在典吏的威逼之下，王秀才自己写了一份供词。

    他说他本人因为附近有孙大有谋逆案，未免牵连，故而脱逃。富阳县令看过了王秀才的供词，也肯定此人十有八九就是朝廷钦犯孙大有，上堂后因为县令威胁要用刑，王秀才又说自己姓孙，孙大有是其族侄，犯上谋逆，而且还是用的“大明天子”的名号是要诛九族的，然后他就跑了。

    知县阅过卷宗后发现，湖北通缉的王、孙、于嫌犯年龄在16岁到30岁，堂下之人有60岁了——他要是没那个岁数也没有白胡子摆出“仙风道骨”的模样，审了半天知县和典吏也没搞懂事情的缘由，最后他们只好把“半仙”送到省城处理。

    也有那么凑巧，当时的浙江巡抚爱新觉罗·永德以前炼过丹，追求长生的道家在八旗贵族之间很流行，他从“半仙”行李里找到了《道德经》、《阴符经》、《诸真录》等道家著作，还有些算黄道吉日的书，都算不上禁书，唯独一本《汗漫游草》的诗稿，即便里面没有“反清复明”的文字，也充斥着诸多抱怨。

    文字狱没有“刑不上士大夫”的规矩，只是做做样子，把夹棍夹在“半仙”的脚踝上，他就招供了。

    “半仙”本名王道定，雍正16年考中秀才，平素擅长堪察地理、风水、行医卜卦，进来家道贫困，欲外出觅食，原想去河南访友，到了樊城河道干旱，于是掉头去了安庆、苏州、杭州等地，最后到达富阳，因穷困潦倒，最后靠卖卜谋生，怕人耻笑，所以隐匿了真实姓名。

    由于平时爱读道家著作，喜讲修炼之法，就想骗些银钱度日，所以才在扇面上写了“仆游无价之珍”等字样，没料到在富阳被典吏当成朝廷钦命要犯，实际上他与孙大有毫无瓜葛。

    爱新觉罗·永德考了考王秀才，万一是个世外高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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