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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国泰的是直隶总督，那么当时任职直隶总督的是谁呢？

    袁守侗是山东人，雍正元年出生，系山东首富袁紫兰的孙子，不仅家中富可敌国，而且还是官宦世家。为了方便家里人进京，同时也是造福一方，从焦桥到京师到路都是袁家修的。

    袁紫兰有五个儿子，他的第四个儿子叫袁承绂，袁承绂的长子就是袁守侗，他乾隆九年中举，来年进京博取进士第时候名落岁山，家里人就按照中书舍人陈云庭那样，给他捐了个内阁中书，再充军机处章京积累履历。

    后来他升迁吏部郎中，经过考选担当江西道监察御史，再外放为浙江盐驿道道员。

    驿道指的是陆路，当人口大省的总督、巡抚绞尽脑汁如何在任职期间保证粮食供应的时候，诸如贵州等地则为盐的运输而伤透脑筋。毫无疑问水路运输粮食、盐这些重货要轻松得多，然而因为广州等地的海路用来运输粮食了，运盐只好使用陆路。

    即便川盐从水路运输，也要经过水势湍急的乌江。这条河流历来被视为天险，汉代、三国都曾在这里演绎过金戈铁马的故事，因此川滇地区的陆路商道自古繁荣，是川盐入滇的重要通道。

    浙江的盐政则存在私盐与官盐的问题，卢见曾曾为两淮盐运使，盐引不仅仅是商人缴纳税款后的证明，也是运销食盐的凭证，如果没有盐引就贩运食盐就是贩卖私盐，贩卖私盐是一项很重的罪。

    通过陆路运输的盐引为“陆引”，通过水路运输的盐引为“水引”，清王朝加强对食盐运销的管理，推行“计口授食”制，按照各县人口多寡，以每人每天食盐五钱计算，确定各地行盐的总数，然后摊派给可以从事运贩盐的盐商。

    随着平定三藩后，大量江西、湖南、广东、陕西移民涌入云贵，人口增加也意味着盐引增加，但相应的，那些人口流失的省份开盐引的数量就会减少。两淮盐引案的关键点就在这里，那些人口流出的省份并没有减少开盐引的数量，这些盐引开了却没有交税，只是一个通行凭证，陆上的驿站有工作人员，他们不只是安排官员的食宿，同时也有检查这些通行证的职责，自乾隆十一年开始到三十三年，总计二十余年，未缴纳税收合计1090万两。

    而贵州等地因为人口增加，原本的陆路运输食盐已经不够了，原本川盐要沿着水路销往湖南、江西等地，随着湖南苗人起义，运输食盐的盐道成为了战场，驻防官兵为了军事行动，在营与营之间铺设了“营道”，而这些营道借用了古盐道。于是清庭将川盐的主销地改为贵州，并且整修赤水，方便运盐船进入贵州。原本由川盐供应的市场则被河南、浙江等地取代。

    盐政从多个方面有油水可捞，但经过袁守侗的治理，浙江盐政各项工作大有起色，后来升广西按察使，再后来他父亲死了，守孝期间依旧在军机处当章京，除丧后进礼部，在军机大臣身边行走，兼职顺天府尹，四十一年迁户部尚书，四十二年调刑部，四十四年和高晋一起修大坝，治引河，四十五年升至直隶总督，但是四十六年十一月其母去世，他要回去守孝，在此期间的职务由东阁大学士署理，直到甘肃监粮舞弊案爆发。

    遇到这种情况没人能安心在家里呆着，尤其国泰案发时是山东巡抚，而袁家刚好是山东的，袁家家大业大，树大招风，一旦牵连其中，或者“被人”牵连其中，他们就可能成为红楼梦里的薛家。

    然而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时担任直隶总督的是郑大进，此人也是以革除弊端而闻名的，有了他在直隶总督的任上，不论多么着急，尚在丁忧期间的袁守侗是不能自己把他赶走，换成自己坐上总督位置的。

    乾隆下江南的时候曾经去过杭州的圣因寺瞻礼，寺内罗汉堂内供奉着贯休《十六应真像》，他按照梵文经书，调整了罗汉的译名和位次。

    十六罗汉最早出自唐玄奘所译《法住记》：佛陀临涅槃之时，嘱十六罗汉，自延寿量，常住世间，游化说法，作众生福田。

    故佛寺里常雕罗汉像，供养者众多，受此影响，10世纪中原、四川等地的画家已然流行创作“十六罗汉”题材，圣因寺内供奉的十六罗汉是五代时期高僧贯休所绘，不仅姿态超然入化，而且形骨奇特，乾隆帝对此作非常喜爱，命令随行内廷画师徐扬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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