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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本海盗活动减少后，“倭寇”对明朝沿海的威胁也就小了，所以“倭寇”是以日本人作为战斗力的主体，王直等武装海商起辅助作用。

    对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来说，重要的是一种独立于天皇、公家以及“唐国”所影响的传统文化框架之外的新文化，在本能寺之变前一年，织田信长曾经做过一次阅兵，当时他穿着一身金纱，而不是盔甲，除此之外他还穿着蜀锦的小袄，由猩猩绯的毛织物以及唐锦做成的鞋子等，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模仿“唐天子”，他想以中国皇帝的形象出现在人前，超越日本天皇，成为东亚世界的中心，仿佛是以游行的方式将安土城的构想展现在众人的面前。他不想只做一个幕府将军，因此在面对天皇任命时选择了辞职。

    完成了这个目标后，织田信长就要征服“唐国”，丰臣秀吉则认为“箭雨之国”要征服“长袖之国”易如反掌，从这种简单的认识出发，产生了推翻天皇，搬到中国宁波，君临整个东亚的想法。

    丰臣秀吉就颁布了《关白殿许可状》，允许传教士在日本居住，其住宅、教所不用做士兵宿泊的义务，这也是本能寺之变以及丰臣秀吉在醍醐寺赏樱都发生在寺庙里的原因，寺庙必须接待士兵留宿。

    但条件是希望耶稣会提供两艘大帆船，并协助在每艘船上安装大炮，提供航海仪器和熟练的水手，因为他要组建一支两千艘船的大舰队。

    这不只是会改变日本和东亚，耶稣会不敢擅自作主，以需要等教皇的指示推脱。于是在隔年丰臣秀吉颁布了《伴天连追放令》，宣布驱逐传教士，要求传教士们二十天内离开日本本土。

    那时候的丰臣秀吉对教会和信徒还算温和，只是对町人课重税，并没有禁止信教，也没有禁止葡萄牙人通商，属于西班牙的方济各教会在京都和大阪传教也采取了默许的态度。直至1596年，西班牙商船圣菲利普号从马尼拉驶出后遇到了海难，船飘到了土佐。按照日本的法律，漂浮物到了岸上都是“拔荷”，奉行将没收所有货物和扣押船员，然而西班牙船长这时将一份世界地图放在了奉行的面前，扬言西班牙将征服日本，并夸耀了西班牙的强大，还声称他们在日本有内应。听到了土佐藩的报告后，丰臣秀吉大怒，下令逮捕方济各传教士和信徒24人，以内奸的名义处死，从此以后日本开始全面禁教。

    丰臣秀吉死后他的儿子继续完成他未完的工程，新铸造的大佛全部用的唐铜，风格则是东大寺，不论是佛还是寺都要比东大寺大一些。然而在大佛快要完成的时候，铸工不小心引起了火灾，大佛和大殿都烧毁了，但秀赖还是不死心，用丰臣秀吉留给他的几万两黄金全部投进去，铸成了19米高的巨大佛像，后来又铸造了巨大的钟，不久就发生了铭文事件。

    大佛后来成了宽永通宝的材料，尼克去看的时候大殿里空空如也，只有几个僧人还在守着无信徒、无佛，只有一口大钟的寺庙。

    不论是水路、海路、还是陆路都被丰臣秀吉的人控制着，尤其是大津和琵琶湖，那里有粮食、修建大阪城的木材，可以用来修攻城的工具，也是京都的咽喉要道。除非这些人全部反悔了，改为支持德川家康，否则德川家康要获得补给必须打下大津。

    丰臣秀吉确实保证了日本前往海外贸易的利益，让人们在他的管辖之下尽情做生意、积累财富，这也是他梦想的体制的一部分。等德川家康得到了政权，这些在丰臣秀吉时代风光无限的人们的处境又会如何呢？

    大阪城之战德川家康没有获得本土商人的支持，反而从英国人和荷兰人那里购买他想要的一切，不论是粮食还是弹药，这导致他最终对丰臣秀吉的后代赶尽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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