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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瑟夫二世可以看作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腓特烈，他以腓特烈大帝为楷模，追求和腓特烈相似的目标。约瑟夫没有亲政以前，在他不断的巡游和微服私访中，地主对农民的劳役控制的弊端就引起了他的重视，“成熟的粮食因为领主强迫农民服役而无人收割，农民一年的辛苦付诸东流，而当他们试图向政府寻求保护的时候，地主又往往是他们所在地区的执法官”。

    但是腓特烈二世的国家比神圣罗马帝国小得多，同时腓特烈作为国王拥有的力量也比作为皇帝的约瑟夫大得多。而且普鲁士国王是普鲁士最大的地主，掌握了王国三分之一的耕地，当普鲁士国王站出来表示要善待王国的农民，尤其是那些可怜的佃农和已经奄奄一息的自耕农时，普鲁士贵族纷纷表示，国王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是带头欺压农民的，如果国王愿意改善自己领地上农民的处境，那么贵族没有理由不跟着学。

    即便是腓特烈大帝在处理西里西亚问题时也小心翼翼，在那片被称为西普鲁士的地区虽然出现了重大的行政改革重组，却尽可能得保留了当地的精英连续任职。约瑟夫皇帝继位后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的改革，在十年的统治时期里发布了六千条法令，平均日更1.6条。这些法令中只有少数得以成功推行，大部分都被束之高阁，还有一部分激起了激烈的反抗和普遍的愤怒。

    《容忍法令》是少数推行成功的法令之一，这部法令承认了新教、犹太教的合法地位，表达了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可是他接下来就关闭了一些没有改成学校和医院的修道院，引起了人们的反感。

    确实存在一些不事生产，却过着有文化的安逸生活的教士，尤其是一部分高级教士，生活相当浮华，而约瑟夫二世的棺材是所有哈布斯堡皇帝里面最朴素的。

    不过他的墓志铭却是“虽有仁慈的主意，但却一事无成的君主长逝于此”。

    从13世纪留下的文献里，教会就分为“凯旋的教会”、“战斗的教会”和“净化的教会”，这并不是说教会因此分裂。凯旋的教会位于天国，与天国同在，净化的教会位于炼狱，炼狱虽然承受苦难，但人却可以因此获得救赎，是一个比“战斗的教会”更有希望的地方。战斗的教会位于人世，必须不断奋进，才能在审判日那天与凯旋的教会在天国汇合。按照经书里的说法，教会必然要与看得见和不能见的仇敌争战，具有人形的撒旦爪牙遍地都是。

    上次在乔治安娜面前脱口而出的那位教士是一位“战斗牧师”，“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人”，当虔信派在推广意第绪语代替拉丁语的时候，约瑟夫二世也采用了德语取代拉丁语成为官方语言，当玛丽亚·特蕾莎女王带着婴儿约瑟夫二世参加加冕典礼的时候，人们向女王欢呼用的是拉丁语，到了18世纪下半叶，拉丁语就只有教士和部分医生、律师、法官、学者在使用了，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应用在实际生活中，谁知道杜鹃花的拉丁语学名是什么？

    对于约瑟夫二世来说，他唯一关心的是效率，拉丁语毫无疑问是“历史文物”，“没有任何神秘的力量”。他用一纸命令就宣布用德语替代自中世纪以来即被视为帝国官方语言的拉丁语，而且只给政府的各级官吏三年时间学会德语，否则就要将其免职。

    平时讲德语的人不需要学习，而讲其他语言的人却必须要学。教皇庇护六世亲自从罗马到维也纳去拜会皇帝，希望皇帝在某些改革问题上有所妥协，结果皇帝完全不为所动，这次行动也被称为“反向的卡诺萨之行”。

    当人类联合起来修建巴别塔时，为了组织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之间不能沟通。

    要统一语言的难度不是那么简单，更不是心急就能解决的。

    18世纪为“男子假发时代”，扑粉假发和齐膝的紧身丝绸短裤是绅士们常见的装扮，贝多芬的曾祖父跑到了科隆，他所处的时期正是路易十四后粮食价格飞涨的时代，比利时的土地肥沃，能种很多的粮食，可是普通农民却依靠吃马铃薯度日，让人很难想象尼德兰曾经是很富裕的地方。

    究其原因大概有两个，曾经作为尼德兰支柱产业的毛纺织业被棉纺织业取代，再有一个就是尼德兰锡釉彩陶贸易衰退，德国的炼金术士发现了如何制作“真正的瓷器”，还有塞弗尔陶瓷厂和英国韦奇伍德公司抢走了彩陶的大量订单，重商主义者纷纷转向瓷器。

    约瑟夫二世不限制工匠聘用日工的规定会带来大量的流动人口，这样会造成治安隐患，那是一种不同于原始森林的城市森林，谁都不知道对方真实身份，对方犯案之后可以离开，消失在人海之中。

    从监狱里出来的人手里会拿着一张黄色的身份证，不会有哪个雇主会雇佣他，很多人还可能会走上歧途。

    乔治安娜喜欢伦勃朗的《浪子回头》，宽容的父亲接纳远游的儿子归来，在这个缺乏宽容的世界需要包容。有很多人犯了一次错就罪无可恕，即便这个罪只是因为肚子饿，偷了一片面包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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