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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她还在21世纪的法国时，曾经听爱神哈托尔说过，当拿破仑在埃及的时候，曾经在她的神殿附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她问他，是想要一个幸福的家庭，还是想成为奥古斯都。

    他选择了成为奥古斯都，醒来后手里还多了一个奥古斯都头的雕塑。

    刚才大主教的话提醒了她，她可以去问当事人，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梦，毕竟在她所在的时代，他已经死了200年了。

    凯撒的外甥屋大维出生在良好的家庭，但他并不像那首诗里写的那样，“强大的人造就安逸的时刻，安逸的时刻造就软弱的人”。凯撒遇刺身亡，局势变得混乱危险的时候，屋大维并没有慌张，也没有逃跑或鲁莽行事，而是迅速返回了罗马。他的家人反对他继承凯撒的任何东西，避免那些刺杀凯撒的人找上门来，但屋大维还是接受了凯撒的遗嘱，并改了名字，迅速获得凯撒派的支持。

    乔治安娜挺喜欢那个为了获得当地人好感，改了自己名字的荣克贵族凯泽夫人，甚至她还认可腓特烈大帝的很多观点，但就像后世的德国人说的“腓特烈大帝是一个伟人，但上帝保佑，不要让我们生活在他的权杖之下”。

    热烈的信仰可以发挥暴力，希特勒曾经说过，任何暴力，如果它不是立足于坚固的、精神性的基础，就迟早会动摇，靠不住。

    十字军东征有人是渴望救赎，有人是打算保护朝圣者。在这些光鲜的口号背后还有发财，以及别的原因，神圣的破坏者是不知止境且不会动摇的。

    拿破仑在埃及下令杀俘虏和抵抗者，以及在圣多明戈，都有违抗命令的人，那些士兵不是雇佣兵，他们需要正当的理由发动战争，如果他们是解放者，为什么还要杀死抵抗的奴隶？精神基础动摇了，这支军队就会靠不住。群体是感性而极端的，他们无法处理过于复杂的思想和情感，他们也不会像个人那样接受矛盾、去讨论。如果用拿破仑的名言来说，狂热者的脑子里没有理智的地盘。

    伏地魔煽动的是极端仇恨，只要想到要面对一个像他这样喜怒无常又永生的“主人”，就没有多少活着的正常人真心想他赢。

    贝拉在加入食死徒后和她在学校里读书时很不一样了，读书时她虽然高傲，却没有那么喜怒无常。加入食死徒后她用不可饶恕咒比用清水如泉还简单，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还觉得他们很酷，甚至德拉科和他的跟班们还加入了他们。

    这种不坚定的精神基础稍微遇到一点问题就动摇了，哈利波特“死而复生”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人多势众的食死徒一个个幻影移形，很快就变成“势均力敌”了。

    正是基于这些理由，乔治安娜反对利用共同仇恨成为凝聚力，将虔信派变成假想敌，他们会步上耶稣会的后尘。这个组织是罗马之劫后在巴黎大学创立的，目的是反宗教改革。

    大主教“理解”的办法简单、易懂，但做正确的事和容易的事之间乔治安娜更愿意做正确的，一个建筑物的地基夯实是困难的，然而基础不牢靠，就会跟比萨斜塔一样，不论怎么修都无法纠正，并且这个“钟楼”从修成第一天就从来没有被当成钟楼使用过。

    她们需要时间去探讨和考虑，也不急于一时，比利时人挺贪玩，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恢复集市日还有多增加一些圣日，她也认为约瑟夫二世将所有人赶集的日期集中在一起不恰当，这个要去布鲁塞尔谈，她和大主教在这里谈不出任何结果的。

    马基雅维利忽略了再令人窒息的恐惧感中，人的忍耐力是有限的，波拿巴有时就忘了这一点，相反腓特烈大帝却在“松绑”，他无法废除轮刑，至少可以让人死后在执行，减少非必要的折磨。

    波拿巴其实完全可以将梅赫伦教区整个迁到布鲁塞尔的，就像以前将政治中心迁到布鲁塞尔，梅赫伦迅速从首都变成了一个卫星城，对教皇都敢绑架的法国人来说这不是什么大事。

    再说残忍、抗议，也不会改变任何结果。那些人的身份是捏造的，善良守法的市民不会同情入室抢劫的强盗，约瑟夫二世还把梅赫伦的城墙拆了，让这个安宁的城市变得不再安全。屋大维继承了凯撒的遗产后反复强调自己是凯撒的儿子，许多民众还记得凯撒这个保民官带来的恩惠，因此对奥古斯都的支持不遗余力。拿破仑作为被害者，大声质问那些大法官可以说是代表了人民，再加上他让奥地利平价兑换了公债，他不需要如勃艮第的玛丽那样通过妥协退让，换来市民承认。

    关于法国农耕借贷的问题，比利时也有耳闻，教会图书馆里不只是有神学方面的书，八十年战争有12年休战期间，哈布斯堡大公阿尔布雷希特和伊莎贝拉打算回复荷兰起义期间造成的破坏，采取了手段刺激经济发展，尽管尼德兰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却也好转了，他们提供了一种让穷人有力偿还的贷款，以整治高利贷这个社会顽疾。

    有人帮忙背书会轻松很多，但乔治安娜只要一想起差点在法国乡下被绞死的亚瑟·杨就觉得头上有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着，毕竟19世纪的人已经和17世纪的人不一样了，那时还是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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