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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英国人赫伯特·斯宾塞借用了达尔文的观点，认为社会发展的规律同生物进化的规律一样，也是生存竞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人们的素质不同，强者富有竞争力，善于适应环境，因为能够成为社会的统治者和有产者。弱者由于无能及懒惰而丧失竞争力，不能适应环境，只能变成贫穷的劳动者。强者荣华富贵、弱者贫贱枯槁都是社会进化中的必然现象，这是自然“严厉的惩罚”。因此斯宾塞强烈反对社会福利政策，他认为穷人要么上进、要么自我消亡。决不能人为地把那些最不会生活的人保留下来。

    斯宾塞的观点摒弃了道德原则，包括人类的怜悯、善良这些美好的天性，而只留下了人类残酷、暴虐的一面。照自然选择来讲，斯宾塞的道德观，无非是一事成而万事成。

    这样的做法非常不人性，却非常符合自然规律，在老鼠乌托邦实验中处于社会奋斗期和快速增长期的老鼠非常好斗，年轻老鼠的数量占据了大部分，虽然水和食物完全能够满足每一只老鼠的生存，但是这些老鼠还是会相对集中在资源较多的区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公鼠获得了更多的交配权，因此后代数量也是最多的，而那些处于次要地位的公鼠基本没有交配权，也就几乎没有后代了。

    这与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差不多，顶层男性妻妾成群，底层穷人饿死在街边，杜甫有诗写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就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穷人要么上进，要么自我消亡，当时承担社会福利的主要是寺庙和部分民间组织，而穷人上进的路非常有限，一个是考科举，另一个就是做宦官。汉、唐、明朝的宦官集团势力之大甚至将正常男性组成的官僚阶级给打压了，这些宦官就是上进的穷人，不穷到没活路了谁会做那种手术。

    这些宦官想取代阶级固化的官僚阶级，官僚阶级肯定不愿意，在“士人”大骂“阉狗”的时候，也不知他们有没有注意到社会底层的福利做没有。

    食色性也，有了这两项绝大多数男性就会稳定下来，也就是所谓的成家了。

    成了家的人会有很多顾及，不会和单身汉一样敢于激进冒险。法国大革命是经过多年积弊，一直到拉基火山爆发，造成粮食减产，平民饥荒爆发而引爆的，宦官乱政只是少部分有“上进心”的人，通常在宦官乱政后不久就会爆发农民起义，汉朝的时候有黄巾起义，唐朝有黄巢起义，明朝有李自成农民起义，清朝的时候虽然没有宦官乱政，但是“寒门”出身的北洋军阀、孙中山、蒋介石都是如此，欧洲相对于满清社会福利要很多，很多华人就背井离乡到国外闯荡了，华人在完成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后“上进心”又出现了，要实现这种上进心必须要打破阶级固化，这对已有的顶层阶级造成了威胁，求着别人给权力是没用的，必须“斗”，想尽一切办法打败敌人。这就是尼采哲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共同之处，唯一真实的存在是人的欲望和权力意志。

    儒家提倡的“禅让”也是假的，韩非子在《说疑》一文中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人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如果统治阶级无力保护自己的利益，那么就会被人取代，即便不是内部也会从外部打破，满清就差点被各国瓜分了，当时作为统治阶级的八旗子弟在干什么呢？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大圈帮的“新鸦片战争”是有罪的，可是要消灭敌人的精英阶级也是一种“弱化”手段，留学生自己不动脑子要“合群”，染上毒瘾是父母的问题，伊顿公学也是寄宿学校，那里都发现大麻了，父母在身边的情况下，孩子就算自律自控能力较差也不会惹上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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